針對春秋，戰國時代連年戰爭、生民涂炭的現實，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使之成以“仁政”為代表的一整套社會政治主張，對兩千年來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產生了異乎尋常的影響。仁政學說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推而廣之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儒家政治思想的標志。
一、孟子“仁”的含義。
《孟子》一書總共不過三萬五千字，但光“仁”字就出現了150次，可見孟子對“仁”的重視程度。“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盡心下》）在此，仁與人互為表里，合而言之即為“道”；人是道的主體和歸宿，因此辦一切事情都應以“人”為根本出發點，以人為本，這才是真正的“仁”。這也是孟子思想的靈魂。在“仁”的重要性上，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也就是說，仁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所在，舍此人們將無所適從。仁政思想便是在這一思想基奠上展開的。
二、性善論--仁政的倫理基礎和哲學依據。
任何政治思想的基礎是它對人性的理解和界定，不同的人性觀必然導致不同的政治觀點和政策主張。孟子的性善論為仁政的實現提供了理論依據。
孔子的仁主要是倫理學范疇，孟子發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進一步提出了“仁是怎么來的”這一具有哲學意義的命題。孟子主張人先天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要求努力培養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即“養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認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天生都有“惻隱之心”、“善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為“四端”；此“四端”“非由外鑠我也，我固之有也”（《孟子告子上》），而它們正是仁、義、理、智“四德”的基礎。這即是孟子的“性善論”。
與人性理論相聯系，孟子提出了獨特的內向修養理論。既然人人都有善良的天性，那么就沒有必要向外用功，只要守住本心，就能成為有道德的人。但為什么現實社會中又有那么多的不道德的事呢？孟子認為，現實的不道德并非原本沒有道德，而是人自已丟掉了善良的本心。因此，他認為學習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們放棄或失掉的“本心”。
正因為有了這一基礎，上至君王下至庶民才有“仁”的可能性，仁政也才可能真正實施。
對統治者來說，正因為人人皆有“惻隱之心”，只要他們把自己的惻隱之心擴而充之，即推行到實際的統治中，與人民同其憂樂；辦每一件事情，都想著人民的疾苦，統治也變得舉重若輕了。統治者若真能行仁政，將無敵于天下。他認為為政須行仁政，否則就只能自取滅亡。正是由于人性善良，特別是那些統治者的善性，仁政的實現才有了一定的可能性。
對庶民來說，雖然孟子所處的時代世道衰微，仁、義、禮、智“四德”淪喪，但這只是暫時的。由于人的本性善良，通過教化，善性是完全可以回歸的。對于四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因此，君子的責任就在于幫助那些“蕓蕓眾生”、“匹夫匹婦”找回“四端”。孟子強調先知先覺者應喚醒那些渾渾噩噩地沉溺于利欲之中的老百姓，將他們拉回到仁義的軌道上來。有了統治者和庶民兩方面的性善，社會的徹底凈化自然就不在話下。
三、仁政的主要內容。
作為中國封建政治哲學的最重要的概念--仁政，是由孟子首先提出來的。孔子沒有提出“仁政”的概念，而孟子多次使用仁政一詞。按照思想自身發展的邏輯，從縱的方面來說，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對孔子“為政以德”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從橫的方面來說，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從他的人性理論發展而來，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實行于政治方面，就是不忍人之政，亦即仁政，有時也稱“王道”、“王政”等等。由于所處的具體歷史時代不同，社會提出的問題也不同，孟子的仁政思想比孔子的德政有更多具體的內容。
經濟方面。仁政的基礎是“制民之產”，讓老百姓有生活上的基本保障，這是政治穩定的基石。孟子強調保護小農經濟，以此來維持和改善老百姓的生計，從而奠定政權穩定的基礎。其具體措施包括“正經界”即實行“井田制”、“薄稅斂”即減輕人民負擔等國家經濟政策，以及“不違農時”、“深耕易耨”等遵循生產規律的主張。戰國時期井田制已遭到徹底破壞，很多農民失去土地，孟子迫切地希望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他把土地問題看作是仁政的首要問題，“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就是地塊之間的邊界，即指土地。孟子提出的解決土地問題的一個方式，是幻想著把古代的井田制稍加以“潤澤”，便可以在當時實行。孟子恢復井田制的主張固然過于理想化，不合時宜，但孟子建議的實質是要求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其次，孟子繼承了孔子節用愛人的思想，主張輕徭薄賦，征發徭役要不違農時。不違農時與薄稅斂是封建農業經濟的基本要求，是仁政的重要內容。孟子多次談到不違農時的重要性，說：“不違農時，轂不可食矣。”他要求“薄稅斂”，怒斥奢侈揮霍、不顧人民死活的統治者是率獸之輩：“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者也。”孟子反對殺雞取卵似的剝削，是有利于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的。
法律方面。孟子針對當時刑罰嚴苛的局面，提出省刑罰的主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孟子反對株連，提出“罪人不孥”，這一主張貫徹了儒家的仁愛思想，具有進步對中國歷史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響。
但仁政的核心是政治方面的重民。孟子具有古代民本思想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的思想。他反對暴政，稱歷史上的暴君為獨夫民賊，贊成“湯放桀”、“武王代紂”的正義行動，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肯定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權力，肯定解民于倒懸的正義戰爭。但他反對給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非正義戰爭，指斥“春秋無義戰”。對于戰國時期的統治者不顧人民的死活，頻繁地發動戰爭，攻城略地，他更是痛恨至極，怒罵道：“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帥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在當時激烈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當中，看到了民心的向背對于國家政權的安穩的決定性意義，所以他特別強調“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離婁上》）這一對統治者來說至關重要的經驗教訓。孟子的民本主義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影響都是極其深遠的。
民心代表天意。孟子承襲孔子的天命觀又加進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上》）以民心而察天意。人可以通過“求其故”的途徑而知天命，“福禍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公孫丑上》），對人的力量充滿了信心。在哲學上孟子提出了“萬物皆有備于我”的著名觀點和盡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模式，開創了中國哲學史上心性哲學的源流。
孟子將倫理秩序視作政治的理想狀態和追求目標。鮮明體現了倫理政治化和政治倫理化的特點。孟子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并以此為準衡量統治的優劣，他認為減輕人民負擔，按自然規律辦事，人民才能夠豐衣足食，只有達到這個水平，才可以說是仁政。
孔子的仁著重在倫理學方面，他關注的是人的行為與價值；而孟子的仁政主要是政治思想，關注的是人民生存的權力。孟子的仁政繼承與發展了孔子關于仁的思想，鮮明地提出了“民貴君輕”的古代民本思想和“制民恒產”的進步經濟思想，是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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