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說過我靈的安樂
對滿天星斗不生內疚。
但我終究是人是軟弱，
不久我的身體得了病，
風雨的毒浸入了纖微，
釀成了猖狂的熱。我哥
將我從昏盲中帶回家，
我奇怪那一次還不死，
也許因為還有一種罪
我必得在人間受。他們
叫我嫁人，我不能推托。
我或許要反抗假如我
對你的愛是次一等的，
但因我的既不是時空
所能衡量，我即不計較
分秒間的短長，我做了
新娘，我還做了娘，雖則
天不許我的骨血存留。
這幾年來我是個木偶，
一堆任憑擺布的泥土;
雖則有時也想到你，但
這想到是正如我想到
西天的明霞或一朵花，
不更少也不更多。同時
病，一再的回復，銷蝕了
我的軀殼，我早準備死，
懷抱一個美麗的秘密，
將永恒的光明交付給
無涯的幽冥。我如果有
一個母親我也許不忍
不讓她知道，但她早已
死去，我更沒有沾戀;我
每次想到這一點便忍
不住微笑漾上了口角。
我想我死去再將我的
秘密化成仁慈的風雨，
化成指點希望的長虹，
化成石上的苔蘚，蔥翠
淹沒它們的冥頑;化成
黑暗中翅膀的舞，化成
農時的鳥歌;化成水面
錦繡的文章;化成波濤，
永遠宣揚宇宙的靈通;
化成月的慘綠在每個
睡孩的夢上添深顏色;
化成系星間的妙樂……
最后的轉變是未料的;
天叫我不遂理想的心愿
又叫在熱譫中漏泄了
我的懷內的珠光!但我
再也不夢想你竟能來，
血肉的你與血肉的我
竟能在我臨去的俄頃
陶然的相偎倚，我說，你
聽，你聽，我說。真是奇怪。
這人生的聚散!
現在我
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
這樣抱著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的眼再不睜開，
直到我飛，飛，飛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風，
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
是暫時的;快樂是長的，
愛是不死的：
我，我要睡……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六時完成
①寫于1930年12月25日，初載1931年1月20日《詩刊》第1期，署名徐志摩。
如果因為志摩性格中的浪漫、熱烈以及青春的浮動而據此認為他創作缺乏某種深沉的因素，或者推斷說他缺乏對死亡、永生等問題的思考，那只是表面的理解。因為在徐志摩看來，不僅生、愛、死是生命過程連續的階段，而且他把死看作是富有創造并具靈性的東西，在早期的《哀曼殊斐爾》里，就有很明顯的表現：
愛是實現生命的唯一途徑
死是座偉秘的洪爐、此中
凝煉萬象所從來之神明
不僅他的詩作中有大量的愛與死相聯的句子，而且在徐志摩的歐游旅途中，他對佛羅倫薩的墳情有獨鐘，在對文藝復興藝術家的緬懷悼念之中，我們均可看出他對生命創造的玄思與領悟，詩歌創作的秘密，自然創化的進行在徐志摩那里是彼此不分，合二為一的東西。詩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緣情言志，而且也是詩人對生存理解的一種把握。盡管這種把握可能不具有現代神學或形而上學的色彩，但是他對自然的鐘愛以及宇宙間秘密的推崇，使得他的詩永葆著美的情致與活力。《愛的靈感》就是個明證。
在詩里，一個奄奄一息的女子躺在床上向自己的情人訴說著從戀愛到死亡這一短暫的生命歷程。從最初的癡情苦戀到不因時空限制的愛，其間有對死的榮光的獨特感受;從三年農活勞苦到最后的美其食、樂其居，其中有對星星、季節的感受，也感受到泥土的神奇、黑夜的神秘，感受到飛鳥爬蟲、小草以及鄉村人們的真、愉快、愛，這所有的一切構成了她心中愛的靈感的一盞明燈;從最后的出嫁到身患重病，其間有小孩的夭折，有母親的去逝，可生命承受的不再是苦痛，而是超越一切人間煩憂的懷中的珠光。總之，徐志摩在此詩中給我們構筑了年輕女子愛的三種不同世界：對情人，對自然，對人類的愛。在這不同的愛的世界下面，體現著此女子漸次提升的人生境界，并由此引伸出三種世界共同的核心觀念：泛愛。要知道，這種“泛愛”的觀念在徐志摩的詩作并不隨處可見。只要想起他在給梁啟超的信中提到的一些話：“我將于茫茫人海之中訪我冤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我們自然會看出二者間的區別。這種“泛愛”觀念不是佛家所說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那種普渡眾生以及拋卻人間世相的大慈大悲，詩中固然有極樂世界的暗示：“……仿佛有/一朵蓮花似的云擁著我/(她臉上浮著蓮花似的笑)/擁著到遠極了的地方去……/唉，我真不希罕回來/人說解脫，那許就是吧!”但是，年輕女子對血肉之軀相偎依的喜悅，實在非佛家所言的拋卻情、愛、欲的作法。不僅如此，這一“泛愛”觀念也非基督為救人間罪惡而釘十字架獻身的光榮。《馬太福音》上說：“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啊!”女子的心里并沒有黑暗，她懷內抱有珠光，可是，那不是主賜予的：“你踞坐在榮名的頂巔/有千萬迎著你鼓掌/我，陪伴我有冷，有黑夜/我流著淚，獨跪在床前，”這一觀念的根源恐怕得追溯到印度的泛神論思想。說來也不奇怪，徐志摩與泰戈爾交往甚深，泰戈爾在《繽紛集》里提出“生命之神”的概念，他對印度古代經典哲學《奧義書》所作的精湛研究，使他的思想深具泛神論色彩。《奧義書》提倡人與自然相統一，泰戈爾也提出“內在的我”與“最高起源”——“無限”相統一，他對神的虔誠是和對生活、人民的愛融合在一起的。顯然，徐志摩多少受其影響，當初徐志摩對泰戈爾的理解僅局限于表面，他說：“他(指泰戈爾)即使有宗教或哲理的思想，也只是詩心偶然的流露”“管他的神是一個或是兩個或是無數或是沒有，詩人的標準，只是詩的境界之真。”只是到了后來，他才發現，在泰戈爾的思想里，有著某種超越詩歌意義并彌漫于詩與生活的神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