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葵，1934年生，原籍江蘇溧陽。1956年復旦大學畢業(yè)后，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至今，現(xiàn)任研究員，《文學評論》常務副主編。編著有《大敘事品格論》、《小說家喜愛的小說》等，并參與創(chuàng)作集體著作多種。
我有幸與錢鐘先、楊絳先生成為老文學所的同人，錢先生是古典組研究員，楊先生是西組的研究員（當時外文所尚未成立），我是新分配來的大學生。我與他們年齡和學術(shù)輩份懸殊，但因為那時侯工作人員少，他們又沒有架子，所以彼此就不算陌生，后來在干校又有一段“同窗”之誼，更多了一些了解。因為這點緣由，我讀起錢先生的《圍城》（人民文學出版社版），就多了一份親切，仿佛平時聆聽他那細聲儒雅、睿智幽默的談話，也常常聯(lián)想一些有關(guān)無關(guān)的人和事，這就增添了閱讀的興味和感悟，也就更加喜愛起這兩部小說來。
《圍城》和《洗澡》是兩部難得的珠聯(lián)璧合的小說，以往關(guān)于它們的評論，多半是分別加以研究的。其實我以為最好的讀法，就是把它們聯(lián)系起來認識和思考。讀《圍城》不可不讀《洗澡》；讀《洗澡》，不可不讀《圍城》。這樣更能把握和理解這兩部小說的涵意。這不僅因為兩位作者是夫婦，主要是這兩部小說的文本，有著諸多共同或相通的要素，甚至可以說《洗澡》就是《圍城》的續(xù)集和姐妹篇。《圍城》并非一般的情節(jié)小說，它是一部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品，要為它寫續(xù)集和姐妹篇是很困難的事，因此《洗澡》的出現(xiàn)，使兩部作品構(gòu)成了“雙璧合”現(xiàn)象，這就更值得我們珍視和研究。
他倆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彼此就多有支持、切磋和愛助。楊先生在《記錢鐘書與<圍城>》中告訴我們，當年生活困難，她甘愿做“灶下婢”讓錢先生寫《圍城》，“每天晚上，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小說中有些情景，例如王美玉的臥房，孫小姐的夢魘等等，都是楊先生對他說過的。“蘇小姐做的那首詩是鐘書央我翻譯的，他囑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分別見《圍城》170、191、77頁）后來楊先生寫《洗澡》要為書中人物許彥成寫舊體情詩數(shù)首，又求錢先生捉刀；待楊先生讀到他所代擬的詩時，便覺得“韻味無究，低徊不已。絕妙好辭，何需小說框架？……若復黏著填實，則殺盡風景”，所以她沒有用在小說中，而收在他的《槐聚詩存》一書里，同時楊先生還寫了一則生動有趣的《錢鐘書代擬無題七首緣起》，透露了他們夫妻之間論文談藝的和美情景。
他們的創(chuàng)作有許多共同之處，從根本上說是由于他們創(chuàng)作心態(tài)和文藝觀點一致的緣故所造成的。錢先生在《寫在人生邊上》的“序”中說，假使人生是一部大書，作家“只能算是書評家”、有人“無須看得幾頁書，議論早已發(fā)了一大堆”。但是有的人卻“不像書評家負有指導讀者、教訓作者的重大使命”，“他們有一種業(yè)余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他們不慌不忙地瀏覽。每到有什么意見，他們隨手在書邊空白上注幾個字”。錢先生稱自己的散文就是“寫在人生邊上”的隨感和眉批。我以為這種出入于人生與創(chuàng)作之間的自由瀟灑、淡泊靜處、深邃達觀的心態(tài)和操守，不僅是他們夫婦立身處世的人生哲學，也正是他們藝術(shù)生命和創(chuàng)作靈感的源泉。
《圍城》和《洗澡》正是他們旁觀人生和邊緣倒事的代表作品。《圍城》所描寫的是抗日戰(zhàn)爭初期，置身于斗爭風暴之外的某些知識分子生活和心理的變遷沉浮。小說從1937年7月下旬顯現(xiàn)“兵戈之象”，留學生方鴻漸等乘船回國時寫起，先是在十里洋場的上海，后來到偏僻的湖南鄉(xiāng)鎮(zhèn)，又經(jīng)香港回孤島，寫到1939年末方鴻漸夫婦回老家吃冬至晚飯為止，圍繞這個怪圈的是他們婚姻和職業(yè)等一系列問題，反映了當時的社會人生和文化心理。《洗澡》在時間上與《圍城》相接，一寫解放前、一寫解放后。除少量對過去生活的補敘外，《洗澡》主要從“共產(chǎn)黨要過長江了”，寫到1952年秋“三反”運動結(jié)束。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大都也不屬于先進知識分子行列，游離于土改、抗美援朝和社會主義建設(shè)之外，通過他們的精神的“圍城”，展示了世態(tài)人情和人性的弱點。
[圍城》和《洗澡》（上)]相關(guān)文章：
1.圍城好段摘抄
2.錢鐘書圍城語錄
4.洗澡雜談（隨筆）
10.圍城好段摘抄欣賞